高伯龙，被誉为“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于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年逾五旬晋升教授，年近七旬评定院士，堪称大器晚成型的科研精英。高伯龙深耕四十多年的激光陀螺科研事业，成就了他的光荣与梦想，见证了他的艰难与辉煌。
四十多年来，高伯龙将人生坐标恰似激光陀螺一般精准锁定于自主创新上，咬定青山不放松，聚精会神铸重器，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穿五块钱家常背心，干上亿元非凡大事
2014年，高伯龙院士的激光陀螺创新团队走进公众视野。在央视播出的一期讲述激光陀螺的节目画面里，86岁的高伯龙院士那数秒钟镜头，给人们留下极为震撼的的深刻印象——他宛如一位邻家老人，身着一件半旧背心，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电脑屏幕，两根弯曲的手指缓缓地敲击着键盘，全神贯注地倾注于他奋斗一生的激光陀螺事业科研事业……
网友评论时发出肺腑之言大为点赞： 高伯龙院士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干着上亿元的大事。
如今，高伯龙院士虽然去世已近五年，但国防科技大学校园里那位勤俭朴素的老科学家形象，永远铭刻在很多师生的心中——盛夏，他总是身着一套老式作训服，脚穿一双黄胶底解放鞋； 寒冬，他要么一件军大衣，要么一件灰色羽绒服。
就是这件灰色的羽绒服，高伯龙整整穿了30多年。每当人们劝说他添置新衣时，他总是淡淡地说： “穿习惯了，再买新的浪费钱，浪费时间。 ”
成功破译钱学森“密码”，导弹航母安上“火眼金睛”
激光陀螺，是自主导航系统的核心部件，被誉为现代高精度武器的“火眼金睛”。因为集成众多尖端科技，这个方寸大小的精密仪器极难研制。1971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将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原理的纸张，郑重交给国防科技大学进行相关研究，被业界称为钱学森“密码”。
要依据纸上极简描述研制出激光陀螺这一“神器”， 简直难于上青天，堪称世界级“密码”。高伯龙，正是破解钱学森“密码”的大师级科研精英。
数理功底极其深厚的高伯龙，历经海量计算，终于1975年推算出激光陀螺的若干关键理论认识和结论，创新性地构建了我国独有、完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借鉴的四频差动陀螺研制方案。
同年，在全国激光陀螺学术交流会上，进入该领域不到一年的高伯龙一鸣惊人——依照我国目前的工艺水平，如果继续仿制美国，想在十年内有所突破都不可能，只有四频差动陀螺最有可能实现。此言一出，四下哗然，一个激光陀螺界的“新人”，凭什么口出狂言?然而，高伯龙用扎实的理论和计算说服了与会的众多专家。
次年，高伯龙所著《环形激光讲义》出版，该书是我国激光陀螺理论的奠基之作。直到今天，研究激光陀螺的人倘若不研读此书，便无从入门。
理论解决后，工艺难题宛如巍峨高山，高伯龙开始了历时二十年的长久攀登。几乎每一个攻关都是从零开始，而其中最难攻破的是激光陀螺的“命根”——光学薄膜。在对它发起冲锋之前，高伯龙首先要解决没有检测仪器的问题。靠肉眼无法分辨膜片是否符合要求，当时国内国外的仪器都不符合需求，高伯龙独辟蹊径，设计出一种符合我国实际、具有原理创新的测量仪器——DF透反仪。它的面世引发国内同行热烈反响，为停滞不前的激光陀螺研究打开新局面。
攻关旅程难言平坦。1984年，实验室样机鉴定通过之时，一阵“凉风”袭来。由于美国彻底放弃同类型激光陀螺研制，国内质疑四起。有人说高伯龙：“国外有的你们不干，国外干不成的你们反而干”。
胸有成竹的高伯龙绝不轻言放弃，他语气坚定地说： “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没有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
10年后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顺利通过鉴定，为高伯龙的坚韧不拔带来了成功回报。
被质疑的十年，高伯龙顶住了无数压力。为尽快攻破镀膜工艺，高伯龙与学生合作研制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镀膜控制系统。1991年，初步研制的小型化工程样机通过航天部验收。眼看成功已不远，但在1993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在鉴定过程中突然出现问题，因而面临一些专家质疑。
高伯龙在专家组面前立下“军令状”：一年内一定解决此问题!高伯龙带领团队全力投入攻关。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天没亮，就到实验室打开镀膜机，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下，那一年他明显憔悴，体重下降了13公斤。
1994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的鉴定顺利通过。与此同时，一批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问世，引起轰动。它的膜系设计皆由高伯龙一手完成，它的问世意味着我国在镀膜的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水平上有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从1975年到1994年，高伯龙在冷板凳上苦坐二十年，终于以我国自主研制的激光陀螺，完美地破译了钱学森“密码”。在此过程中积累下的成果，为团队后续成功研制二频机械抖动激光陀螺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时高伯龙早已到退休的年纪，但他又瞄准了新高地——新型激光陀螺。该型陀螺能消除损耗和温度敏感性等不利因素，正是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所需要的。由于外国对此型陀螺的技术严格封锁，国内资料有限，高伯龙所见到的只有一张它的图片。
这张图令高伯龙思考了很久。那时是90年代，国内的工艺能否满足它的要求?他伏案写算，耗尽心血设计出一种降低工艺要求的全新方案。
在研究该型陀螺的同时，高伯龙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走向战场，才能让这个方寸大小的“玻璃品”成为真正的“武器之眼”。那时国内已有多家单位开展此类研制，采用国际主流的捷联式惯导系统。高伯龙亲自调研的结果是——必须给该系统加转台，否则无法满足长时间、高精度的惯导需要!这个方案又是一个无经验借鉴的中国特色。
对此，高伯龙的反应是继续干!把理论变成战斗力，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70多岁的他义无反顾带领学生从零开始。在他的悉心指导下，2010年，具有一定工程化的旋转式惯导系统面世，精度国内第一。如今，旋转式惯导系统已成为国内惯导界主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他和他的团队在重重艰难险阻中，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制激光陀螺的成功之路，使我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他也因此被尊称为“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
陈赓大将慧眼识才，专设家宴极力挽留
如果不是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的当年极力挽留，也许高伯龙就与激光陀螺事业擦肩而过。
“搞激光陀螺，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因为，你生活在高山上，必须学会爬山而不能想着去游泳。”多年后，高伯龙院士这样描述自己的选择。
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不久，决心在理论物理领域干一番事业的高伯龙，迎面遇上大时代——刚刚成立的哈军工急需教师骨干，一纸调令，高伯龙成了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师。
其时，高伯龙念念不忘的仍是理论物理研究。在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执教两年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得知情况后，慧眼识才的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专门把高伯龙请到家里，设家宴极力挽留高伯龙。后来，高伯龙对他的清华同窗杨士莪说：“陈赓院长请我到家里吃饭，我就知道走不了了。”
从前半生魂牵梦绕的理论物理，到后半生倾力投入的应用物理，个人命运旅程的华丽转身，成就了高伯龙激光陀螺科研事业的崭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