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时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我晚上经常跟他们电话会议,大家一起学习知识,分享读书或者生活的体会。
比如拿防疫来说,现在学校一个实验室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工作,那么每天到底哪三分之一的学生可以进入实验室?大家自己讨论研究。他们考虑的比我还周全,比如说都有哪些形式的实验,需要依赖哪些资源或者平台,每个屋子怎么排?他们都是共同决策,最后拿出大家都认同的合理方案。他们展现了对公共事务的主动参与意识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学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比如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个词,叫“带货”,他们告诉我李佳琦和薇娅,重点是他们在思考成功带货对科研的启发。他们说,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好,除了你本身的一些能力素质以外,你的平台一定要达到一个level(水平)之上,或者说至少在一个阈值之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正反馈”的作用。因为网络迭代速度很快嘛,今天20个人来听,每个人带两个亲戚或者朋友,那么第二天就有60个人来听。所以大家最后的结论是,要增加平台的反馈频率,把组会从一周一次变成了一周三次!(笑),从提高反馈频率开始,进而提高实验室效率。
记者: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学生身上,你如何看待一名导师的作用?
潘时龙:我做导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不仅仅是带他们做科研,更是思想的引导。每个人都有不可取代的地方。老师的作用不是告诉他你应该这样那样,或是在旁边给他鼓鼓劲,我们应该给他们树立志向并强化信心,让他看到自己有能力在某个领域去做到最好。
这也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大一大二学习的时候,就跟高中学语文数学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直到我进了清华的实验室,有一位特别关心年轻人的导师,让我发现此前掌握的知识可以立刻和一些前沿的尖端科研关联上。尖端科技并不遥远,我变得特别热爱科研。如今我也是一样,我们有责任去引导更多年轻人,让他们把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去为国家为社会做有价值的事情。
全球每年只有10人获奖的IEEE专业学会国际奖学金,我所指导的学生就有7人获奖。团队还获得了“挑战杯”全国特等奖、“创青春”中航工业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IEEE微波理论与技术学会学生设计竞赛一等奖等等。在科技强国的路上,一名青年的力量还是太小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身为教师的我,要把“1”变成“N”,把“我”变成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