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建国以后我国的光学事业可分为两支：一支是留学英国的王大珩，一支是留学德国的龚祖同。龚祖同布局建设了全国光仪厂，上海光仪厂便是全国成立最早的光仪厂。而后他被调到长春仪器馆（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主做光学玻璃。”刘旭补充道。
1952年，王大珩先生和龚祖同先生在长春成立了长春仪器馆，浙江大学成立光学仪器专业，研究民用光学路线。次年，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也成立了光学仪器专业，研究军工光学路线。1958年王大珩创办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国内光学教育体系开始逐渐完善起来。
同时，科研系统跟随我国重大科技项目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1961年，由王之江领导设计，邓锡铭、汤星里、杜继禄等人共同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激光器在长春光机所诞生。龚祖同因“两弹”研发需要，于1962年组建成立了西安光机所，专门研制拍摄“两弹”爆炸的高速摄影机。王之江则被派往上海，专门从事激光研究，并于1964年成立了上海光机所。导弹研制成功后需要光电经纬仪进行卫星跟踪，于是便在1970年国家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简称成都光电所）。
就这样，我国的光学教育和科研机构跟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由老一辈光学人历经20年左右的时间，一步步布局和完善，各有所长，各司其职。
二、浙大光电学科的发展及创新：产研结合，植根民用
“浙大光电学科的发展与全国光电教育发展基本同步。”从20世纪60年代，浙大开始承担国家重大任务，拍摄氢弹爆炸的高速摄影机，到20世纪80年代从事航天工程关键拍摄载荷的研发，同时开始加大民营光学产业的推进力度。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曾为“嫦娥”系列等多项国家项目研制仪器
其实，从建立之初，浙江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何增禄就将浙大光学仪器专业定位于民用领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承和发展，浙大光仪系几经更名和调整，这一思想却从未改变，并深深影响着几代光仪人，以开阔发展的眼光，积极建立了许多社会以及国际合作。其中日本滨松就是合作渊源比较深远的企业之一。
1992年，经时任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母国光介绍，日本滨松光子学株式会社前任会长昼马辉夫与浙大光仪系陆祖康（刘旭的导师）建立了联系。通过三年交流和磨合，最终于1995年正式建立合作，成立“浙江大学滨松国际光子学实验室”（ZJU-Hamamatsu），致力于生物医学光学成像的研究，包括超短时间领域生物光学现象研究、PET高分辨探测技术、图像重建(PET、DOT)等。此外还开展了诸多学术和人才交流活动。
浙江大学滨松国际光子学实验室
1998年，刘旭开始主导院系工作后，与滨松的沟通逐渐增多。他表示之所以浙大可以与滨松保持30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是因为双方都有着“长期发展”这一共同理念。而且他认为，昼马辉夫并不是那种盈利至上的商人，很有国际主义精神。在扩大企业经营的同时，他更希望能够为社会、为光学产业做点贡献。这种真诚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是能体会到的。
刘旭介绍道，与滨松的合作，一定程度上也助力了浙大光仪系科研水平的提升。不仅有捐赠大量光学器件和设备的硬件支持；从人才培养方面，每年浙大会选送博士生至日本滨松中央研究院研修，为学生提供了更广的视野和宝贵经验。这些交流生后来大多也投身于中国光学行业的建设，担任重要角色。例如现任ZJU-Hamamatsu实验室主任的刘华锋教授，入选了国家杰出青年，也是与滨松接洽的第三代浙大光仪人。
“随着在民用领域的推进，目前浙大已经做到了几个国内第一。”刘旭自豪地说。“第一是，目前手机里所有的光学模组的产量占到国际市场的40%。这就是浙大与舜宇合作的成果，如今我们双方又成立了研究中心，用以研究新型手机的光学设计；第二个是现代办公投影仪中的光学元件，有‘浙大技术基因’完成的光学元件，占全球市场的80%；第三个是全球监控相机市场中，有‘浙大技术基因’完成的光学元件，占全球市场的70%。”
“你只有跟民用紧密贴合，你才是真正地活着，解决了产业化的问题，你就能活在社会当中。” 这正是浙大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发展思路。
三、打造中国的MSCA，共建东亚人才培养教育圈
近10年，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均GDP急速上升。国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了教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