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就对机械、电器非常喜好，经常将家里的自行车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又自行装制矿石收音机、收发报系统、是个爱动手的孩子。但在高中二年级以前我学习并不刻苦，更喜欢打打垒球，玩玩小机械、小电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马马虎虎地到了高中。高中二年级时，哥哥考大学受到点挫折，这对我似乎也是一记警钟，我开始意识到我应该努力学习了。基于父亲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高中毕业后，我顺利考入了北洋大学机械系。
04 名师荟萃的大学课堂
1947 年北洋大学北平部被北京大学工学院兼并，我志愿转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学习。当时北大工学院的院长是马大猷教授，著名的声学专家。他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教授们的生活都很清苦，所以愿到其他院校兼课，而马大猷先生又与清华教授们都很熟，因此为我们邀请了一些名教授，如屠守鄂、王遵明、董树平、夏震寰、唐统一、李丕济、宁幌等教授授课，再加上我系又聘请了德国威廉 (William) 教授讲授机器零件，德国贝斯特 (Beister) 教授讲授机车设计，我系系主任李酉山教授讲授机械设计，因此我们的教授都是一流的。所谓“名师出高徒”，我想我是幸运的。
图1 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国藩
05 波澜动荡中完成大学学业
我读大学的这几年是处于动荡的年代。我进入北洋大学正赶上国民党 CC 派与胡适为争得端王府校园而斗争，为此曾停课一个多月；二年级以后正是解放前夕，国共内战风起云涌，大学里也是不平静的，亲共与反共学生也是斗争激烈，沈祟事件大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一些同学因上了黑名单而出走解放区。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通货膨胀，年轻人感到毫无前途，加之一些进步同学对我们的影响使我们思想发生了变化，我个人就受到我班的地下党员李佐庭的影响参加了一些进步学生活动，如为“六•二图书室”服务，参加北京迎接解放军活动。解放军进城后我积极要求进步，在党团的教育下，我于1949 年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在大学学习期间，一方面对专业很有兴趣，一方面勤奋刻苦，后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1950 年毕业就被系里留下任助教，先后辅导过“汽车学”、“工程制图”。
二、科研与教学生涯
01 任教清华——传道授业解惑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工学院和燕京大学工学院全部被调整至清华大学，我们就转至清华大学机械系工作。而随着教育全面学习苏联的浪潮，全体老师学习速成俄语，大量采用苏联教材。国家开始大规模建设，急需工程建设人才，不少三年级的学生提前毕业投身到建设事业中。学校开始大量招收学生，对基础课老师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我作为年轻教师就被分配去教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工程制图是全校的基础课，课程讲授为大班，每班 180 人，因此现在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张孝文、王大中、周炳琨等都曾是我的学生。
我到清华后教了两年工程制图，这时入学两年的学生需要学习技术基础课了，因此技术基础课的教师又紧缺，我就被调到机械制造教研组。一门“金属切削原理”没有人教，领导将我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进修，我只在哈工大待了半年就回来开设了这门课。那时我国的教育已进入全面学苏阶段，学校也引进了不少苏联专家，我系也引进讲授“机械制造工艺学”的苏联专家节门杰夫教授和讲授“机床设计”的彼得鲁哈教授。我在这段时间被任命为金属切削实验室副主任，我尽全力开设金属切削原理的实验，开设切削力、切削热、刀具磨损等实验，还做出我国第一台三向切削力测试仪。
1956 年正是向科学进军的时代，我在党的教育下志愿投身到党的事业中，于 1956 年 12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我国先后经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我也多次受到批判，也接受过劳动改造、工人阶级再教育。“四人帮”倒台后，学校恢复了教研组，我担任教研组主任。我和其他教师们都希望把丢失的岁月补回来，因此除努力做好“三坐标光栅测量机”的科研工作，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如请物理系夏学江教授讲授“傅立叶光学”。
后来我又调至陀螺与导航教研组，主讲“航空仪表与传感器”；到了光学仪器教研组，曾主讲过“物理光学”，为研究生开设过“光学信息处理”“傅立叶光学”及“科技英语”等课程。
02 访学德国——探究“计算全息”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