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我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资助去爱丁堡赫瑞瓦特大学 (Heriot Watt University) 进行高访。当时正是美国提出“星球大战”，其中有个项目就是“光计算”。我打听了一下，德国爱尔兰根罗曼教授就因想做“光计算”，而被学生及外界以要参加“星球大战”项目威胁而出走美国。但 Heriot Watt 大学却愿做些“光计算”项目，他们正需要一个人做计算全息图，我因此获得资助去该校工作。我的目的是学习一下光计算，到了那里他们希望我给他们做计算全息图，并教他们如何做计算全息图，因此我给研究生和教师开设了专题课“计算全息”。
在英国 Heriot Watt 我工作了半年，感到英国人与德国人很不同。德国人勤奋、按部就班，每天上班后并无茶歇时间。而英国人上午 10：00 茶歇，下午 3：30 又有茶歇。系里有关人员凑在一起，聊天并进行学术交流，学术氛围浓厚。就是在这些漫谈迸发出许多新思考、新观念。我想这也是为何英国学术创新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比较多的原因。
我在英国去过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伦敦玛丽女王大学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克兰菲尔德大学 (Cranfield University)、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和国家物理实验室等处，收获良多。特别是参观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实验室 100 多年却向世界贡献了 25 位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有人说他们是“诺贝尔科学奖的孵化器”。由于参观时正有我的一个学生在那里工作，实验室主任还专宴招待了我。为何卡文迪许能成为世界物理学家的圣地？我觉得一是他们不断找准研究方向，一旦选定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如从固体物理转至凝聚态物理花了半个世纪。二是有一个很好的科学环境，争取足够的科研经费，建立了一个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体制。第一任主任麦克斯韦就鼓励学生自制仪器设备。牛顿的三棱镜、汤姆逊发现电子用的仪器至今留存在实验室中。三是善于把握机遇和创新，科学思考和成果的积累才可能出现创新。麦克斯韦培养学生的原则就是“最好让学生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老师与其把这些困难移开，不如鼓励和它们奋斗。”这种指导思想一直主导我对研究生的培养与教育。
04 关于“敢为人先”
1985 年至 1990 年，我担任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的系主任，原副校长张维院士曾对我说：“清华所处的地位，要不怕为人先”。这对我一生做事都有很大影响。
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我们不能以体量大与别人相比。但我一直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要为的，一定要“为人先”。对待我们的教研组也是如此，因我们不能和浙江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光仪系相比，但我们所为的如计算全息、体全息光存储、二元光学都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1995 年至 1998 年学校拟将机械类型的学科整合，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在清华大学第一次成立机械工程学院并任命我为首任机械学院院长。当时正值学校组织和启动“211”建设项目，我积极听取各系意见，提出在我校 CIMS 工程中心的基础上，利用网络与信息技术将设计、制造与管理加以集成，以提高质量与快捷生产为目的，抓住分析、测试与控制环节，将相关系组成先进制造技术学科群进行建设。这一建议得到校长的赞同和支持。
图4 金国藩院士
05 关于团队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进步，相关技术交错复杂，仅靠个人的聪明才智或个人奋斗很难取得像样的成果。
我刚到光学仪器教研组，就开展“三坐标光栅测量机”研制工作。我是由精密仪器教研组转过来的，对光学一窍不通。特别是我们做光栅测量头部分，什么是光栅我都不知道。我组有邬敏贤教授和严瑛白教授，我们在一起学习、并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制作光栅，搭成测量系统。她们俩是我最初的助手和老师。后来我们三人成为这个团队的核心骨干，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在方向上认真讨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一起工作逾 30 年。随着年长一辈的战友相继退休或离去，现在一支生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新的团队又拿起她们的接力棒，奋勇前进。
我能有点成绩和我有一支富有创新精神却又脚踏实地地去干的团队是分不开的。
06 关于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