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政治运动，出于自我保护，金国藩先生不再写日记，原始资料可谓空白。于是，第一手访谈，成为还原传主历史、重构记忆的唯一途径。
口述历史，虽是个人史，仍应该是信史。人的记忆，常常不可靠。撰写过程中，相当时间用于事实甄别、核实，从人名、地名、机构、时间、地点，到事件、背景、术语。书中一定还有漏网的错误，责任在我。
需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口述史，我并没将主脉放在金先生的专业研究，更着重他个体的经历与见证。科技研究，只是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金先生每天记事。他夫人段老师告诉我，老金日记是纯粹流水账，只记事，无任何情绪、好恶的流露。我建议金先生自选若干，作为“自述”的补白，对中国光学研究也有史料价值。另一个发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给次子纪湘的数十封家信。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读者，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微信一族，很少见识过书信或手稿，或从家书中感受“古老”的书写传统与温情。还有辗转觅得的老相片。
做口述历史，为抢救记忆。记忆如同深埋矿藏，挖掘不易。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伦敦邂逅一位犹太裔精神分析医师。他问我，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为何中国人精神病发病率低？我说，我非精神病医师，但我深知中国人对苦难的忍耐力与生存意志。
我涉足口述历史尚早。1985年，毕业留校，曾与低我一届的复旦中文系同学高晓岩搭档，做过中国大学生百人自述。晓岩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我们京沪为界，完成近四十个访谈。部分作品发表在《报告文学》、《中国文学》（日文版）、《开拓》等杂志，后结集《世纪末的流浪》，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事过三十多年，萌生一念，很想找回当年的他们，如牟森、叶铮、傅亮等同辈人，再做一轮，将两个时代合为一集，应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学文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BBC制作《百年沧桑话中国》广播纪录片，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特别是民国人物自述录音，包括李宗仁、胡适、陈立夫等人。这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功德。德刚先生做东，请我在唐人街上海餐厅进餐。他一口安徽乡音，告诉我，所幸留下了这些口述，可惜太少。
那次还采访了曾与宋庆龄共事的鲁潼平（民国政要鲁涤平之弟）、张学良秘书和东北大学前校长宁恩承。另有一位年近九十的旅美侨领，可惜名字已淡忘，四个月后，他儿子写信到伦敦，告知他父亲已去世。他说，我的访谈是他父亲生前的最后口述，想要一段录音放在追思会上。
1997年，九十七岁的陈立夫到纽约，专程为宋美龄百岁祝寿。我正巧在美国出差，应邀出席他学生设的接风午宴。在这之前，我曾从伦敦致电联系陈立夫先生采访事。只听得电话的一端，一位声音甜美的小姐问同事：“有位先生找陈立夫？我们这里有陈立夫吗？……”我听之哑然，笑出声。饭桌上，为便于我采访，主人把我安排在立夫先生旁边。席间，我不便问他太多问题。他说，孔孟之学最终将复兴中国的。他特别关照已八九十高龄的老学生:“老人就像古董花瓶，上面已有好多细微裂缝。好好保护，就能传下去。老人，绝对不能跌跤。”这是他最后的口述。想必记忆也是如此，加以爱惜，总能流存。
十多年前，我父亲去伦敦小住，我提出做他的口述史。他很犹豫，觉得自己太普通，无记录价值，不想做。我说，每个普通人的历史都有价值，记录了，他就存在。他不想让我扫兴，同意了。晚餐散步后，我们约定聊一个小时，从幼年一直聊到晚年，有录音记录，持续了一个月。可惜几次搬家，磁带已不知藏身何处。老爸已八十八，趁他记忆、体力还好，想尽快补做，留作家史。
三年下来，与金先生的缘分，都在这本薄薄的自述里。我问他，这个自述读起来，像不像你。他说像的。这让我快慰。口述史访谈，有其残酷的一面。访者不得不撬开传主不愿回望的痛苦记忆。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追踪一些看似平常的细节和琐事。金先生可能问，穷追不舍的那些细节真的有价值?历史恰恰由细节编织而成。我只是个夜深的打更人，轻敲每一扇黑窗，期盼里头闪出一豆灯火，点亮记忆。
金先生很淡定。对这本迟迟落地的自述，他也有焦虑的时刻。他在微信中问过几次书稿进展，委婉提醒他已上了年数。其实我比金先生更焦虑。去年圣诞后，我从上海去北京看他，核实细节。聊得晚，他留我在家里便餐。告别时，他照例送我到电梯口。我随口感叹：“终于快完成了!”他笑着冒出一句：“幸好，我还没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