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藩：60 年代初，国防建设急需一种叫“劈锥”的零件，这是控制多门火炮装置所用的关键零件之一。火炮要打一个空中目标，必须每个门火炮都转到一定角度，劈锥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凸轮，给定一个信号，炮和劈锥应该转多大角度都是设计好的，这样打出的炮弹才能攻击到一个地方。
当时，苏联也不卖劈锥给我们，更谈不上教我国如何制作这种零件和测量所制零件的精度。国家打算通过港商从英国购买测量机，然而当英国政府知道是中国购买，断然拒绝。这种情况下，国防工办决定自力更生，自行研制，并且把任务下到清华大学。学校组织精仪系和计算机系联合攻关制作程控劈锥加工机与测量机，要求我们光学仪器教研组研制一台三座标光栅测量机。
那时我刚刚由精密仪器教研组转到光学仪器教研组，对光学一窍不通。特别是我们做光栅测量头部分，什么是光栅，我都不知道。碰上如此艰巨的任务，被迫担起项目负责人的重担。我组有邬敏贤教授和严瑛白教授，我们就在一起学习，并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制作光栅，搭成测量系统。
我带着一班人去调研、学习，反复阅读参考资料、弄清原理，不管外面怎样，也不能干扰我们的研究。1969年国庆节前夕，随着打印机“嗒嗒嗒”的声音，一张张测试数据自动输出：X、Y两个坐标的分辨率为0.025毫米，角分辨率为1/4分。精度和自动化程度全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就这样，我国第一台三座标光栅测量机研制成功了！
这一技术现在已经很陈旧，现在光栅测量完全用电路控制，但在当时是尖端技术，精度和自动化程度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研制成本也远远低于从国外购买1台测量机的价格。
我搞光学是逼着上，憋着气干，干中学。
张志刚：1980年代您被选派出国，在国外您主要学习哪个方面的内容？
金国藩：1978年的时候，已经没有家庭出身的观念了。德国科学交换中心愿意跟中国建立联系，教育部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清华，一共6个教授、副教授。我去了埃尔朗根大学（FAU），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学校。埃尔朗根教研组有个教授叫罗曼（Adolf W. Lohmann），他是计算全息的发明人，因为此前我已开始接触计算全息工作，我就是冲着他去的，学习他发明的计算机制全息图。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国内开展了相关工作，但是做的不好。我在埃尔朗根期间，学习了“光学信息处理”与“计算全息”，掌握了计算全息的基本原理和编制程序，近半年的时间我收获很大。
中间一段时间又到了英国的赫瑞-瓦特大学。当时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要做光学计算方面的研究，他们请罗曼过去，但是德国很多学生反对，所以他最终没去。于是赫瑞-瓦特大学的系主任就邀请我，去给他们的教师、研究生讲课。
我回国后第二年，邀请罗曼教授来华讲学，这是国内首次讲授“光学信息处理”这门课程，听课人数超过300人。因为当时的学生都是学俄语，不学英语，教师也没有机会学英语，所以是罗曼教授讲一句，然后由我和戚康男两人再翻译一遍。从此开辟了我国“光学信息处理”的教学和相关的研究工作。
张志刚：您还记得当时哪些东西给您印象最深吗？
金国藩：去德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外国，看到每家都有电灯、电话、小洋房、绿草地，真是眼界大开，看到了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德国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而英国人每到下午三点多钟就进入下午茶时间。参加下午茶时间的外国人很少，大家主要谈自己的研究。每个星期都有一个研讨会，不管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大家都谈自己的研究，谈实验室，兴许还会相约去实验室看看所做的东西，能互相启发。还有一点，他们都有自己的机加工车间，有什么急活，马上就能做出来，不耽误科研。其实这个我们以前也有，后来就改没了。
1978-1979，金国藩在德国进修期间（图片来源于《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张志刚：您回国后大力推动衍射光学、计算全息和二元光学等学科发展，具体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