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成竹的高伯龙绝不轻言放弃，他语气坚定地说： “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没有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
10年后全内腔四频差动激光陀螺工程样机顺利通过鉴定，为高伯龙的坚韧不拔带来了成功回报。
被质疑的十年，高伯龙顶住了无数压力。为尽快攻破镀膜工艺，高伯龙与学生合作研制出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镀膜控制系统。1991年，初步研制的小型化工程样机通过航天部验收。眼看成功已不远，但在1993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在鉴定过程中突然出现问题，因而面临一些专家质疑。
高伯龙在专家组面前立下“军令状”：一年内一定解决此问题!高伯龙带领团队全力投入攻关。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天没亮，就到实验室打开镀膜机，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下，那一年他明显憔悴，体重下降了13公斤。
1994年，激光陀螺工程样机的鉴定顺利通过。与此同时，一批号称“检测之王”的全内腔He-Ne绿光激光器问世，引起轰动。它的膜系设计皆由高伯龙一手完成，它的问世意味着我国在镀膜的膜系设计和技术工艺水平上有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德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从1975年到1994年，高伯龙在冷板凳上苦坐二十年，终于以我国自主研制的激光陀螺，完美地破译了钱学森“密码”。在此过程中积累下的成果，为团队后续成功研制二频机械抖动激光陀螺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时高伯龙早已到退休的年纪，但他又瞄准了新高地——新型激光陀螺。该型陀螺能消除损耗和温度敏感性等不利因素，正是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所需要的。由于外国对此型陀螺的技术严格封锁，国内资料有限，高伯龙所见到的只有一张它的图片。
这张图令高伯龙思考了很久。那时是90年代，国内的工艺能否满足它的要求?他伏案写算，耗尽心血设计出一种降低工艺要求的全新方案。
在研究该型陀螺的同时，高伯龙将目光投向激光陀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组建惯性导航系统。走向战场，才能让这个方寸大小的“玻璃品”成为真正的“武器之眼”。那时国内已有多家单位开展此类研制，采用国际主流的捷联式惯导系统。高伯龙亲自调研的结果是——必须给该系统加转台，否则无法满足长时间、高精度的惯导需要!这个方案又是一个无经验借鉴的中国特色。
对此，高伯龙的反应是继续干!把理论变成战斗力，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70多岁的他义无反顾带领学生从零开始。在他的悉心指导下，2010年，具有一定工程化的旋转式惯导系统面世，精度国内第一。如今，旋转式惯导系统已成为国内惯导界主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终于，他和他的团队在重重艰难险阻中，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制激光陀螺的成功之路，使我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他也因此被尊称为“中国激光陀螺奠基人”。
陈赓大将慧眼识才，专设家宴极力挽留
如果不是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大将的当年极力挽留，也许高伯龙就与激光陀螺事业擦肩而过。
“搞激光陀螺，对我来说是一次艰难的选择。因为，你生活在高山上，必须学会爬山而不能想着去游泳。”多年后，高伯龙院士这样描述自己的选择。
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不久，决心在理论物理领域干一番事业的高伯龙，迎面遇上大时代——刚刚成立的哈军工急需教师骨干，一纸调令，高伯龙成了哈军工的一名物理教师。
其时，高伯龙念念不忘的仍是理论物理研究。在哈军工（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执教两年后，他报考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并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