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兹凯维奇表示，“我觉得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这些问题。过去的四年不仅让我们去思考数据是如何产生的，它还让我们反思了哪些人得到了数据、数据的传播方式、这些项目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及作为科学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任务之外的问题
不过，单单向地球科学以及地球观测项目追加资金还远远不够。首先，波士顿大学的地球科学家柯蒂斯·伍德科克表示，“由于开发、拨款并实施这种卫星项目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项目时间表的跨度往往超过了单届政府的任期。”
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对美国宇航局地球科学项目的预算削减仍对现在有影响，伍德科克指出：“从那以后，宇航局的地球科学项目就一直存在问题。”想要让地球科学恢复到之前严格的研究水平，我们就必须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而这项计划持续的时间将会超过拜登的第一届任期（也可能是唯一一届任期）。
再者，已经有大量的地球观测数据可供我们使用，而我们现在只需要更好的处理工具。克鲁兹凯维奇表示，“由于现在的数据量过大，我担心可用的数据与数据使用情况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为了解决洪水问题，我们并不一定要去开发像新型传感器以及空间分辨这样的前卫技术。”
相反，美国联邦官员们打算投资的技术正是那些数据处理与任务系统，因为这些系统可以分析处理大量的图像以及测量数据。比方说，这些工具可以显示出哪些遭受洪灾或旱灾的社区需要更多的物资与关注。
第三，我们需要开始考虑气候科学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方式。例如，克鲁兹凯维奇的工作涉及使用美国宇航局的卫星数据，来了解易受像洪水以及野火等自然灾害所影响的人群和社区，以及在应对这些灾害时所涉及到的问题。
他说道，“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从地球观测数据中获益这件事。这并不是单单是绘制出洪水地图，并指望人们去使用它们。”拜登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并让那些人道主义组织来传达地球观测数据的意义、转化为实际策略的方式，以及这些数据将会如何帮助解决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
美国之外的其它组织在加速推行这一观点方面做得很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奥斯古德将卫星数据用于一项保险项目。由于气候变化，非洲农民们面临着农作物歉收的威胁，而该项目就是为他们提供援助。
奥斯古德和他的团队已经了解到农民们如何使用这笔援助款，来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农业技术。在这一实例中，地球观测数据不仅仅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气候信息，事实上它还可以用于处理社会问题。
奥斯古德说道：“美国政府曾经资助过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现在，四年多过去了，我们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欧洲政府。欧洲航天局的免费数据用起来更加方便，而且他们还给我们拨款，好让我们更好地去使用它。在很多情况下，欧洲的产品用起来更简单，问题也更少。”
奥斯古德还指出，大部分的变化都开始于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拜登可以采取的大多数有关地球观测计划的行动，也许会产生非常好的影响，它可以表明美国政府在对待气候数据问题上的态度。而鼓励数据公开、并将信息分享给全世界，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举措将会重新确立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的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