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李世鹤回到国内，雄心勃勃地要在通信领域做一番事业。他发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正在默默地感应着世界移动通信的脉搏。如果说，第一代移动通信还是欧美国家的“自娱自乐”，那么，第二代移动通信仍只是国内的奢侈品。李世鹤幽默地说：“第二代用的手机像砖头那么大，那时经常看到香港老板手拿大哥大，吃饭时就在桌子上一放，显示身份。”1980年代，一个手机最贵达到七八万，显然无法普及到老百姓中。
李世鹤感受着国内通信领域的探索、挫折和巨变的前奏，等待着宿命中的机遇。
梦明：三英才“闭关”探讨三天，TD-SCDMA横空出世
“人一辈子能碰见的机遇不太多。当发现一件事情值得干的时候，就应当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李世鹤感慨地对同学们说。当3G的曙光初现，他迎来了梦想中的伟大事业。
“第三代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无线电频谱不够用，需要提高效率。”面对这样的核心需求，美国高通公司做出了关于新制式CDMA（码分多址）。李世鹤看到了高通公司的“作品”，心里涌动出超越它的激情和自信。
此时，李世鹤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他曾在重庆主持了中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也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雄心壮志的李世鹤认为“我们不仅要发展自主产品，更应开发国家自主的新制式！”
春江水暖，国家对移动通信研究的大力支持也让李世鹤更有底气。在国家的“七五”计划科技攻关中有了“GSM系统”的项目，由邮电局一所和电子部七所联合攻关。1992年，“863计划”开始组建通信专家组，其中有了个人通信组。
“SCDMA是我和徐广涵、陈卫讨论了三天的产物。”李世鹤颇为风趣地说。相对高通的“作品”，SCDMA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他解释说：“CDMA没有多个码道，是一个自干扰系统。怎么把干扰降得更低、信号更好呢？我想到了天线。”李世鹤结合自己在南京大学物理系读研时做天线研究的基础，他利用智能天线，让SCDMA更加完美。
从一纸技术到影响到无线移动通讯整条产业链的标准，真的会实现吗？
1995年，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与李世鹤三人见面。他们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热情洋溢地讨论了四天，TD-SCDMA形成雏形。作为上级领导的周寰拍板了：“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