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前技术转移主要依赖市场手段，而国际技术转移的市场还是有很多障碍的。我们未来也许应该考虑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上。如果没有更好的教育、创新和研发环境，即使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也包括推动发展中国家建立能接纳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教育和创新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提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变化迅速，因此政府需要“敏捷治理”。但在国际层面，治理规则的形成、新的国际组织的建设总是旷日持久。如何破解国际多边谈判速度跟不上技术发展速度的难题？
薛澜：是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也需要“敏捷性”。之前国际社会缺乏这种紧迫感。在ChatGPT发布之前，人们觉得通用人工智能距离我们还比较遥远。但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通用人工智能实现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不受人类控制的、有自主意识的系统出现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所以，最近一两年，在ChatGPT等产品发布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特别是风险防控，得到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多。最近，我参与了一些著名人工智能技术专家和治理专家的共同努力，撰写一篇提交给《科学》（Science）的论文。这篇论文就指出，我们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需要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阶段。
但现实情况是，由于一些全球治理问题非常复杂，很多治理机制会同时参与、介入对其治理，形成“机制复合体”。人工智能就有这种问题。从联合国到各个国际组织、各国政府、行业标准组织、非政府组织等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规则。
这种情况的特点是，不同治理机制之间存在重叠和冲突，彼此又没有清晰的从属关系。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并非对所有参与者和社会主体都有普遍约束力。这使得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需要特别注意包容性，尽可能容纳更多不同的社群和观点，以寻找真正的共识。
我希望人类社会的智慧可以让我们尽快找到建立国际机制的可行方案。同时，很多专家也在呼吁人工智能技术公司放慢发展步伐，在不能确保安全、缺乏规制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推进技术前沿。当然，未来人工智能安全本身可能也会形成一个市场，全社会也需要加强对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研发投入，使得有更多的技术公司参与监测和评估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政府监管部门也有更加有效的工具来防范相关风险。
加强中美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几年，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行了多个层次的交流对话。你觉得目前中美之间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讨论是否充分？去年，美国在荷兰举行的“军事领域负责任人工智能”峰会期间发布《政治宣言》，试图和其全球伙伴先行商定一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共识，从而引领、主导国际社会的规则制定。中方应如何应对美国的“抢跑”活动？
薛澜：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交流上，2023年11月举行的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了重要共识。此前，中美学术界和企业界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有多层次的交流，去年7月基辛格先生访华时，也就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和各个方面进行了沟通。但总的来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上缺乏系统性的、有组织的、全面深入的对话，也缺乏一轨对话机制。而现在，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共识中，双方明确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
历史上看，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上一直希望占据主导地位，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也不例外。对此，中国应当加强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研究，形成真正有价值的、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上的想法和建议，让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建议产生共鸣。
当然，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规则确实反映了世界各国的意愿，我们也应该持支持态度。也就是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治理规则上，不应该以国家或意识形态划线，而应该以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的基准。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立场文件。现在，我们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如何落实这些原则。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在规则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国际社会上非常活跃地推动和宣传他们的想法。而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还应该解放思想，加强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熟悉的国内话语体系、跳出一些约束和限制，能够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形成推动全球各方达成共识的想法，让世界能充分意识到“中国倡议”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