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GPP 5G NR标准SA(独立组网)方案正式完成并发布,标志着首个真正完整意义的国际5G标准正式出炉。SA独立组网相对于NSA(非独立组网)存在,其引入的新能力也是5G区别于4G的一个重要特征。NSA模式是只建5G基站,不建5G核心网,不能做到终端到终端直达的5G网络,信号传输要经过的路径多,时延也很长,不能很好地支持网路切片、边缘计算等5G的技术特征。而SA独立组网模式下,5G的基站连接5G的核心网,可通过核心网下沉部署到基站侧,使传输信号所需要经过的路径很少,可以直接从基站侧到达业务服务器。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咨询师李朕告诉记者,SA独立组网方案的冻结,意味着基于5G网络的移动终端设备,可以在统一的标准下,开始进行研发生产测试。据媒体报道,2019年,基于5G芯片的商用终端将面世,其中包括英特尔的全互联PC、华为的5G手机等。
中国联通网络技术研究院5G项目组负责人王友祥认为,在5G的国际标准制定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话语权”。在已经冻结的SA方案里,有一个重要的服务化架构(SBA),这个架构就是以中国为主导提出的。如果说3G时代,中国是在追着跑,4G时代是在齐头并进跑,到了5G时代,中国正力争成为领跑者之一。
从2013年开始,我国工信部、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动成立了IMT-2020(5G)推进组,从国家层面,统一组织运营商和设备厂商,全面推进5G研发、国际合作和融合创新发展。这在很多行业人士看来,是我国推进5G的一个标志性起点。
如在带动标准制定上,中国移动向3GPP提交文稿1000余篇,担任了3个工作组副主席职务,担任了“需求与场景”“5G网络架构”等多个报告人职务；中国电信共主导5G国际标准立项30余项,提交国际标准文稿400多篇,获得技术专利保护100余项。同时,中国电信牵头国家重大专项7项,包括《5G网络边缘计算技术研发、标准化与验证》和《5G多无线接口融合架构及关键技术研发、试验与验证》等；中国联通成立了5G创新中心,在3GPP上牵头5项自主立项课题,在ITU牵头23项自主立项课题,提交自主文稿600余篇,发布16项5G相关产业白皮书,成立并推进了多个产业联盟。据王友祥介绍,目前,联通集团从管理部门到网络发展、政企、市场和各研究单位,都将5G列为重点工作。
有行业分析机构认为,5G面世后,互联网业务对运营商传统业务的替代效应,将进一步强化,会给电信运营商带来更大的压力,直接影响运营商的总体收入。王友祥认为,在TO C(面向个人)的市场上,目前通讯网络等业务的普及度很高,运营商面临的发展压力巨大,“5G时代,运营商应该更多的开拓TO B(面向企业)的市场。”
相较于传统的移动用户群体,面对功能强大的5G网络,电信运营商加快了在垂直行业上的布局,“在垂直行业的应用上,5G对电信运营商是一个更大的契机。”邢燕霞告诉记者。
在5G应用培育方面,中国移动成立了5G联创中心,在全球建立了12个开放实验室,已经发展了130家合作伙伴,汇集联合各行业合作伙伴,聚焦能源、交通、医疗、工业、视频娱乐、智慧城市等应用,开展新业务、新应用和新的商业模式的孵化和探索,为5G的全面商用做准备；中国联通组建了多个产业联盟,如中国联通5G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中国联通物联网产业联盟等等；中国电信在5G应用研发方面聚焦于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将5G的技术特性与云(雾)计算、物联网等相结合,实现与垂直行业的跨界融合。
走向商用 还需迈过多道坎
距离2020年正式商用还有一年半时间,时间紧、任务重。
SA独立组网的国际标准在今年上半年才正式冻结,从时间上看,比NSA非独立组网的冻结时间迟到半年。5G要商用,意味着要有进入市场的各种终端产品,而目前留给产业链上的研发、测试和生产,只有一年半时间,“这对整个产业都是个不小的挑战。”邓伟告诉记者。
5G的SA组网模式具有4G所不具备的能力,如切片、边缘计算等。它能更好地满足垂直行业在安全、服务上的传输保障。因此,更多运营商还是会选择SA作为目标网络架构,但从全球看,一些声称明年就要5G商用的国家,可能暂时只能选用NSA模式生产。而国内运营商倾向于选择SA组网,这也需要运营商对5G核心网进行新建,并且能将目前存量的核心网、用户数据,进行很好的对接。
在2018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举办期间,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总工刘光毅就表示,5G网络要商用,还要迈过许多坎。目前,我国5G频谱还没有分配,不确定的频率分配会影响产业对设备开发等各方面的支持。希望政府能够尽快明确5G频率的分配方案,这样产业链便可以集中精力进行产品的优化和完善,确保2020年5G商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