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从那时起，尤立星开始了SSPD的产业化运作，创立了赋同量子科技。除了探测效率，他还关心产品的成品率，以及不同应用领域技术支持和迭代的问题。
“许多学术研究的套路，就是通过不断刷新指标来积累论文，或者换一种材料发一篇论文。”尤立星坦言，单纯从科研角度出发，选什么材料不重要，追求极致最重要。“但制作科研仪器这还不够，它的最终目的是有用且好用。”
因此，当潘建伟给出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尤立星团队才能凭借相对稳定的成品率，用最短时间测试并筛选出符合需求的批量化探测器。其间，他的团队还实现了NbN材料SSPD在光通信波段98%的系统探测效率，并将这一世界纪录保持至今。
尤立星告诉《中国科学报》，他在最“顶尖”的论文中都不是担当第一作者或是通讯作者，他在其中更像是一名支撑者的角色，帮助中国量子领域的诸多科研团队解决实验科学问题，这才是他的价值所在。
尤立星。受访者供图
管理高手
高端科研仪器的研发通常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才能完成，尤立星特殊的学术背景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3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的尤立星开始了海外的博士后研究生涯。4年里，他从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辗转荷兰特文特大学，再到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在哪儿都不安分。他笑言，自己的博士后时光是在“游学”中度过的。
尤立星本有机会继续留在美国，“但跟着国外老板干，总有一种打工人的感觉”。2007年，他选择“回家”。
当时，上海微系统所正计划启动超导单光子探测方向的研究，这和尤立星的研究领域比较契合。于是，他白手起家，建团队、搭平台。
“虽然那些年我一直围绕超导电子学做研究，但并未涉足SSPD的具体研究。在瑞典，我更关注基础研究，内容与高温超导约瑟夫逊结器件有关；到了荷兰，接触的是磁探测相关研究；到了美国，又转向太赫兹探测有关研究。”
然而，正是这段不够“专注”的科研经历让他有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也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很适合做交叉学科研究。他能迅速把握单光子探测器从无到有的技术链条到底需要什么。
SSPD系统包含了芯片、制冷、光学和电子学系统四大部分。“没有人能在所有方向都做到顶尖，我只需在各个环节找到擅长的研究人员或利用已有的成熟技术，最终合力把与仪器有关的科学问题解决好。这才是仪器研发的根本思路”。
尤立星在组建团队时非常注重成员的不同背景方向，有做器件物理的、有做光学的、有做低温的……“我们团队的最大特点就是交叉程度非常高。”尤立星提到，这样的团队组合到了产业化阶段，在解决用户不同环节的问题需求时能发挥奇效。
在赋同量子科技高管张成俊博士心里，导师尤立星最突出的个人能力也许不是科研能力，而是管理能力。
“要让一台实验室仪器变成一个市场化产品，光靠一个人战斗必输无疑。”张成俊说，“尤老师有一种魔力，从不给我们下绩效指标，但总能成功激起我们的内生动力。”
尤立星则笑着回应，自己非常擅长压力传导，他曾把潘建伟的微信一字不落传达给每一位团队成员。这不仅是压力共担，也是使命和荣誉共担。
张成俊还提到，在尤立星的引导下，企业团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从研发到生产各个环节的员工都要走进产品的应用场景中，到高校、科研院所、高技术企业的实验平台，与那些一流学者、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向他们学习，发现自己的不足。
公司还会定期把客户使用产品后取得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员工，把他们的个人劳动和重要的科研产出以及取得的社会效益联结起来。
“在高端科研仪器这个严重‘卡脖子’领域，没有使命感，我们‘活’不到现在。”张成俊认为，这些正反馈对团队而言十分重要，它会增强每一位员工的精神力量。
